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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各國的法治史，常常就是一部國家公權力的限縮史，而當「正當法律程序」逐步被強化並落實於不同領域時，北檢以「三票一書」的方式對待王炳忠等「證人」，從《刑事訴訟法》來看，大有可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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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權力的行使是否正當，可以從實體面與程序面加以檢驗。實體部分待案情公開後，外界自得檢視北檢是否有「大炮打小鳥」等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情形；但於程序面上，此次檢調大動作的執法過程，是否完全具備正當性與合法性而無任何程序瑕疵，恐屬有疑。首先，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75條第4項明文規定：「傳票至遲應於到場期日24小時前送達。但有急迫情形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同法第178條亦規定，證人只有在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時，始得拘提之；倘王炳忠等人的傳票，並不符合「24小時前」送達的規定，那麼是否有所謂「急迫情形」呢？據媒體報導，傳票核發日為12月14日，而傳喚時間是19日，顯然檢調應有充分的送達時間。倘無急迫情形，未於法定時限內送達傳票，已有傳喚不合法之虞，傳喚不合法，後續的拘票也必定不合法，這是檢方第1個有程序違法之虞處。其次，關於搜索時能否開啟直播的問題。檢方引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24條：「搜索應保守祕密，並應注意受搜索人之名譽。」回應，但探求該條之主要規範目的，應係因搜索會嚴重干預受搜索人的居家安寧及隱私權，因此要保護的是「受搜索人」。引用此條文來限制受搜索人，就算不能說是本末倒置，至少也是輕重失?。即便要援引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32條，以強制力制止王炳忠的直播，檢方也別忘了第132條但書規定，使用強制力時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。回溯問題本源，偵查之所以不公開，最核心的目的不是讓檢察官得以「便宜行事」，而是要保護被偵查人的名譽、隱私及安全，換言之，「偵查不公開」主要應針對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檢調人員，避免其一面偵查一面把消息對外洩漏，使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被外界標籤化。檢方種種侵犯被偵查人權益的作為，大多打著一個響噹噹的旗號：「避免串供」。所以搜傳拘三票合一就要讓當事人措手不及、讓被偵查人處在法律專業與資訊上的劣勢，禁止王炳忠直播，難道是擔心自己侵犯人權的行為會被社會抨擊？其實，檢方如根據相關證據真的認為王炳忠等人涉嫌重大，那乾脆一點把他列為被告，但其似乎是有意規避保障被告權利的規定，而以證人身分進行傳喚，於是有了這種「以證人之名行被告之實」的違法偵查情形。檢方以「偵查不公開」大玩兩面手法的由來已久，一方面，自己不遵守偵查不公開，不斷放消息給媒體，先在社會氛圍上營造當事人有罪的印象，予以標籤化，以方便其起訴；另一方面，扭曲「偵查不公開」的本意，把被偵查人五花大綁，令其處於被突襲、資訊不充分的劣勢。從馬英九到王炳忠，類似的兩手操作比比皆是，讓台灣變成檢察獨裁、民權遭剝的敗壞處境。回顧歷史，自民國76年解嚴迄今，人權保障的法治在台灣已經有極大的進步，例如解嚴前後多則大法官解釋、《刑事訴訟法》修正、《人權公約施行法》的頒布等，都不斷地透過節制國家權力，來保障人民不受政府迫害。可惜的是身為廣義司法機關的檢察機關仍然存有戒嚴時期高高在上、權力不受節制的心態，忘了行使「摘奸發伏」職責的過程應牢記憲法「正當法律程序」的要求，如此作為實有愧對檢察官的誓言，也與法治潮流背道而馳。美國前司法部長理察森（Elliot Richardson）曾言：「政治，若能秉良知而奉行，是最困難的藝術、最高貴的職業。」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又何嘗不是如此，在賦予檢方追訴權的同時，並不代表其可以不擇手段發現真實，更不應容許以國家權力侵害人權的情事發生。台灣要告別檢方濫權起訴，甚至造成冤獄的憾事，一方面需要更建全的法治配套（特別是法官對檢察官的節制），另一方面，也需要更多有維護法治使命感的檢察官們從自身做起，改變心態，才能爭取民信，實現有感的司法正義。（作者為法學教授、律師）(中國時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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